——改革开放30年之际访《东方风来满眼春》作者陈锡添
小档案
陈锡添 广东新会人，1941年出生于上海。1966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曾任《深圳特区报》副总编辑、总编辑、现任《香港商报》副社长、总编辑，高级记者，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中国新闻界最高奖项“韬奋新闻奖”和广东省新闻界首届“金枪奖”获得者，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及武汉大学兼职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分别被英国国际传记中心和美国国际传记学会评选为世界名人，是美国巴尔迪摩市荣誉市民。
16年前，我国改革开放的重要关头，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发表一系列廓清人们姓“资”姓“社”模糊观念的言论，指明中国发展航向，推动改革开放巨轮。
16年前，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在《深圳特区报》发表，详细记录邓小平同志深圳之行，定格伟人纵观世界形势、着眼中国未来的睿智思考。这篇文章仿如石破天惊，全国报刊、新华社纷纷转载，人们争相传阅。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应湖北省委书记罗清泉的邀请，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的作者，现任香港商报总编辑的陈锡添率领《香港商报》“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新闻采访团一行，4月18日至27日来湖北省采访。4月24日，陈锡添一行抵达荆州，采访了荆州市委副书记、市长王祥喜。25日，陈锡添和荆州市新闻媒体记者代表座谈，深情回忆了16年前“小平南巡”及他撰写《东方风来满眼春》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回答了荆州媒体记者提出的问题……
关于《东方风来满眼春》
记者：邓小平同志的深圳之行是1992年1月19日至23日，而《东方风来满眼春》却在3月26日才见报，相隔两个多月，为什么？
陈锡添：当年小平同志视察深圳时，我作为随行记者，接上级通知，没有报道的任务。小平同志的每次谈话，说的很朴实，高瞻远瞩，但谈的问题很有针对性，很有指导意义。所以我采访很细，一直在等机会。
不久，中央以文件的形式将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谈话作了传达。那时，我就想，能不能在适当的时候，通过新闻通讯，详细地报道小平同志在深圳的言谈举止。3月19日下午，深圳市委宣传部通知我立即动手写作电视纪录片《邓小平同志在深圳》的解说词。三天时间，我完成8000多字。3月22日，我看到《南方日报》上登载了一篇反映小平同志南方视察的千余字的通讯《小平同志在“先科”人中间》。《南方日报》的报道触动了我，让我感到必须尽快把稿子写出来。
于是，我翻看自己当时做的笔录，重新走了一遍小平同志来深圳视察时所走过的每一个地方，核对一些细节。写作的过程非常顺利，可以说是激情澎湃，文如泉涌。3月24日，终于完成了一篇长达11000字的稿子。
记者：中国人民大学校友曾把您的《东方风来满眼春》与胡福明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并列为最令他们自豪的两篇“历史关头的雄文”，您自己对这篇文章怎么评价？
陈锡添：1992年，我国的改革开放事业走到了关键的时期。随着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国际风云变幻莫测，与此同时，国内经济特区姓“资”还是姓“社”等问题争论不休。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谈话。中央以2号文件发出了他的讲话精神。《东方风来满眼春》这篇通讯，穿插了很多细节，生动记录了邓小平当年在深圳所行、所思、所想、所讲。令人印象很深，读后深刻领会到小平精神和人格魅力。这也是我国改革进程中很重要的一篇文章。
记者：您说过，《东方风来满眼春》也有遗憾的地方，有些内容没有写进去，是哪些内容？
陈锡添：邓小平的一段很重要的谈话，我没有写上去。他说：“不要搞政治运动，不要搞形式主义，领导头脑要清醒，不要影响工作。”这四句是原话，我记得非常清楚。这四句话听起来很散，但连贯性是很强的——不要搞政治运动，不要搞形式主义，说明你的政治运动就是形式主义；领导头脑要清醒，说明你搞政治运动的领导的头脑不清醒；不要影响工作，说明你搞政治运动、形式主义是领导头脑不清醒，就是在影响工作，所以不要搞政治运动。
另外，小平同志还说：“年纪大了，要自觉下来，否则容易犯错误。像我这样年纪老了，记忆力差，讲话又口吃，所以我们这些老人应该下来，全心全意扶持年轻人上去。”等等，在当时，这些我都没敢写。不敢写，说明当时我的思想不够解放。
还有，小平同志在离开深圳去珠海的船上说：中国要反左，防右，左对中国革命的危害最大。由于船航行在珠海的途中，我考虑到是写小平同志在深圳纪实，没有写上去。
记者：假如没有发表《东方风来满眼春》，小平同志南巡的成果会不会充分体现出来？
陈锡添：虽然小平同志的讲话中央是以2号文件发出的，但毕竟，党内的领导干部才能看到学习。这篇文章，把小平同志的主要谈话都写出来了，当时，正值全国两会期间，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把刊登了这篇文章的《深圳特区报》一抢而空。大家按着小平说的经济建设的步子要再快一点，审议总理的工作报告时，提出加快经济增长指标，后来，经济增长的指标由6%提高为9%。这篇文章引起很大反响。一是小平同志的威望高，二是他的讲话很重要，针对性强，文章强调了他的精神。
关于改革开放和解放思想
记者：作为跟随小平同志在深圳视察的记者，您认为小平南巡的意义是什么？
陈锡添：小平同志南巡的意义主要在三个方面：推进了又一轮思想大解放、在全国掀起了新一轮改革开放的高潮、推动了新一轮改革的进程。在改革开放初期，人们对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争论不休，一个“搞资本主义复辟”的大帽子把很多人吓得停步不前。小平同志南巡，提出的判断事物的三个标准，主要是看是否有利于提高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这是最重要的思想解放。自小平南巡后，再无人争论姓“资”姓“社”问题，全国改革开放热潮一浪高过一浪。小平同志的讲话，加速了中国历史的进程。
记者：您对新一轮的思想大解放怎样理解？
陈锡添：解放思想在不同时期、不同阶段的程度不一样，内涵也不一样。在“两个凡是”盛行的时候，千人一面，千口一腔，10多亿人都用一个脑袋去思考，所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篇文章无疑是一个精神原子弹，把人们禁锢已久的思想炸开了，那时候解放思想的内容就是：不能坚信“两个凡是”，要放到实践中去检验，不能盲从。
在改革开放初期，人们争论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后来小平同志南巡，提出了“不争论”，又提出判断事物的三个标准，这是那个阶段解放思想的内容。
再后来，我们解放思想就发展到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形式并存，公有制有多种实现形式，这样，民营经济被松绑后爆发出强大活力，促成了经济形式多样化的繁荣发展。所以说不同时期的解放思想有不同的任务，越是解放思想，人们越进步，社会经济越得到大的发展。
关于自己
记者：您发表《东方风来满眼春》一文后，给您的人生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陈锡添：这篇文章使我达到新闻生涯的顶峰。小平同志来深圳，深圳市委点名要我去随行采访，当时，我是深圳特区报的副总编。在小平之前，江泽民、李鹏等国家主要领导人视察深圳时，市委都曾指派我去采访，所以小平同志南方视察，我也获得了这个机会。文章发表后，我觉得没有什么样的改变，虽然拿了不少奖，但我始终觉得自己只是做了一件应该做的事情，我只是尽了自己的职责而已。其实，水平比我高的记者有很多，我只是抓住了机遇，这段经历对我有很大的帮助，我知道了怎样细致地、立体地去写领袖人物，为今后的写作总结了好的经验，也为我的事业奠定了基础。
记者：发表《东方风来满眼春》一文后，和邓小平同志有私交吗？
陈锡添：我没有机会和邓小平同志对话，后来也没有接触过他。但是，文章发表后，和他的女儿邓林、邓楠有几次接触。一次，邓林的爱人、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副会长、党委书记、金辉集团（香港）名誉主席吴建常曾满怀深情
地对我说：我代表全家感谢你。
